文章和图片出处:总主教公署档案处(Chancery Archives)https://history.catholic.sg/
译者:林木围兄弟


图 1 传教场地图

善牧主教座堂

名字的意义是什么? – 新加坡第一座天主教堂如何取名

图 2 圣乐伦·冉拔罗

1821年,法国传教士圣乐伦·冉拔罗(St Laurent Imbert,朝鲜译名:范世亨1)应弗洛伦斯主教(Bishop Esprit Marie Joseph Florens)的请求来到新加坡,评估岛上天主教徒的状况。在新加坡,他发现岛上的天主教徒屈指可数,过着可怜的生活。他回信给弗洛伦斯主教,请求派一位神父为这些天主教徒服务并协助他们。

圣乐伦·冉拔罗后来于 1836 年被任命为驻朝鲜宗座代表,当时天主教正处于被迫害的时期。他秘密进入朝鲜并为那里的天主教徒服务,直到1839 年 8 月 10 日被捕。他受到当局的折磨,后者并提出一项交易:如果主教自首,当局将不对人民追究。他同意投降,并写信给躲藏起来的其他传教士罗伯多禄1神父 (Fr Pierre-Philibert Maubant )和 郑牙各伯1神父(Fr Jacques-Honoré Chastan),敦促他们也这样做。他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善牧为他的羊舍掉自己的性命。”这些文字刻在主教座堂入口处的地板上。

不幸的是,朝鲜当局违背了他们的协议,继续迫害天主教徒,1839 年 9 月 21 日,冉拔罗主教在韩国沙男基(Saenamteo)被处决。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若望·玛利·白勒尔神父(Fr Jean Marie Beurel)和若望·巴蒂斯·布授主教(Bishop Jean Baptiste Boucho),他们当时正要为新加坡的新教堂命名。善牧教堂因此得名。

圣乐伦·冉拔罗的圣髑可以在教堂的左前方找到。

总主教和主教们的遗体

图3 白勒尔神父

在教堂的侧壁以及祭坛前的地面和地下室,有孟弥额尔总主教(Archbishop Olcomendy)、杨瑞元总主教和爱德华·加斯尼尔主教(Bishop Edouard Gasnier)的遗体,以及纪念巴黎外方传教士若望·玛利·白勒尔神父 (Fr Jean Marie Beurel) 的牌匾。

若望·玛利·白勒尔神父 (Fr Jean Marie Beurel) 是负责建造教堂的神父。这位巴黎外方传教士抵达新加坡后,看到有必要建造一座更大的教堂来服务日益增长的天主教群体。他向殖民地政府要求并获得了建造教堂的土地,并设法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建造教堂。白勒尔神父于 1847 年 6 月 6 日为这座教堂开张并祝圣。1888 年,善牧教堂在爱德华·加斯尼尔主教(Bishop Edouard Gasnier)的任期内成为主教座堂。(其遗骨可以在主教座堂的祭坛前找到)

新的时间囊

在2016 年,主教座堂进行了一次重大的修复工程。一个有 173 年历史的时间囊被发现埋在主教座堂的一根柱子下,里头有 18 和 19 世纪的文物,如英国和法国的硬币、一份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和一本在 1843 年铺设基石时所使用的服务手册。

当主教座堂修复后重新开放时,总主教吴诚才在之前发现时间囊的柱子下放置一个新的时间囊。在这个新的时间囊中,他们放置了报道主教座堂的《公教报》(Catholic News)、《海峡时报》和《海星报》,记述座堂历史和修复工程的杂志,以及现时的新加坡硬币。

"无家可归的耶稣"雕塑

这是由加拿大雕塑家弟茂德·施马尔茨 (Timothy Schmalz) 所雕刻。它描绘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形象,蜷缩在毯子下,睡在公园的长椅上。他的脸和手被毯子遮住,但他脚上的十字架伤口揭示了他作为天主子的身份。这座雕塑让人想起玛窦福音 8:20,“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它也挑战我们思考玛窦福音 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主教座堂在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

主教座堂在早期,从 1847 年到 1900 年代中期,是新加坡历史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当时新加坡社会迎来移民和难民。社会政治格局也充斥着许多共产主义和私会党的活动。新加坡教会以各种方式应对这些问题。有时教会还得与地方政府合作,例如当善牧主教座堂遭到破坏时,教会不得不请警察来提供保护。这段时间也是新加坡天主教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时期。

作为新加坡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主教座堂当时的任务是培养和照顾成长中的天主教徒,就像牧羊人一样。建造这座主教座堂的白勒尔神父是当时教会许多重大项目的开拓者,例如设立各种教会学校,为新加坡孩童提供教育。

圣若瑟学院(旧址,现为新加坡艺术博物馆)

播下种子——新加坡第一小教堂的卑微开

1822 年,葡萄牙传教会的雅各伯神父(Padre Jacob) 从史丹福·莱佛士 (Stamford Raffles) 那里获得了一块场地,为建造天主教的礼拜场所。然而那块地被搁置了整10年,直至法国布授神父 (Fr Jean Baptiste Boucho) 的到来。英国殖民地政府把土地共同授予他和西班牙传教会的业葛若神父(Padre Yegros)。

这两位神父一起合作,在市中心的勿拉士巴沙路建造了一座礼拜场所。小教堂奠下了基石,终于在 1833 年 5 月 5 日建成,并于 同年 6 月 9 日得到祝圣。小教堂是一座小型用木配以亚答叶构成的建筑物,面积仅为 60 x 30 英尺,没有尖塔或塔楼。虽然建筑物不大,但足以服务早期的会众。他们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葡萄牙社群。

1840 年,库尔维齐主教 (Bishop Courvezy) 建议扩大小教堂。不过,后来他们决定建造一所新教堂,并将小教堂用作学校。因此,当善牧主教座堂于 1846 年建成时,小教堂被改为第一所男校。

培育年轻人——设立教会学校

法国的白勒尔神父 ( Fr Jean-Marie Beurel ) 非常致力于提供教育,特别是为穷人提供教育。他在 1847 年 6 月 6 日向主日弥撒会众宣布他打算通过德拉萨修士会(De La Salle Brothers)和耶稣圣婴修女会(Infant Jesus Sisters)设立学校。

白勒尔神父希望这些学校尽可能自由开通,开放给所有人。他们欢迎所有不同宗教背景的孩子来上学,而且不会干涉非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要理课只在放学前或放学后提供给天主教徒。

1852 年 5 月 1 日,圣若望免费学校(St John's Free School)在勿拉士巴沙路开学,有 3 名教师,第一批招生收了 75 名男孩。老师是来自爱尔兰的额我略修士 (Bro Gregory) 和 斯威伯特修士 (Bro Switbert),以及来自法国的利弗罗伊修士(Bro Liefroy)。学生在旧小教堂上课,他们学习英文、法文、中文、马来文、数学、簿记和绘画。入学免费,所有开支均由新加坡天主教传教组织支付。

然而,白勒尔神父所选择的道路并不容易。他在设立和管理教会学校的过程中面临了许多挑战和艰辛。尽管面临挑战,其中一些涉及与德拉萨修士会的冲突,但他坚持并努力招募教师,争取殖民地当局和本地社群的支持,并为学校的建设筹集资金。他甚至将自己的钱投入学校,到了1861年,学校共欠他近三千元。

白勒尔神父把自己的家开放给需要的人,这便是他的爱和奉献的精神。他住在奎因街和勿拉士巴沙路交界处的采购屋(Procure House)。 1853 年左右,他开始收留白天上课的学生在他家作为寄宿生。他总共接待了大约27名来自马尼拉和澳门的寄宿生。这些学生依附白勒尔神父,以至于他们最终被迫离开时举行了罢课以示抗议。

学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它经历了几次重建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 1855 年 3 月 19 日,也就是圣若瑟主保日,学校奠定了新的基石。后来在 1863 年,学校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正式承认,并开始接受年度拨款。它开始收费并更名为圣若瑟书院。

1903 年,在建筑师嘉祿·本笃·纳因神父 (Fr Charles Benedict Nain) 的带领下,这座建筑物的两侧添加了弧形的建筑物。这双翼式建筑物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欢迎、爱和温暖的象征,并呼应了白勒尔神父对其使命和所照顾的孩子的爱和奉献。

圣若瑟书院(旧址)鸟瞰图。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和公教中学也能看到。

区圣婴女校旧址,赞美广场CHIJMES)

一间给男孩,一间给女孩——在新加坡建立一所修学校

当一所男校的设立顺利展开后,白勒尔神父便转向为女孩提供教育。他向耶稣圣婴修女会总会长要求修女们来女子学校服务。该总会长响应他的号召,将她的一些修女派来新加坡。 1852 年 3 月,三位修女抵达新加坡。过后却被转派至槟城在那里设立学校,令白勒尔神父非常失望。令他更懊恼的是,一半的教会修士也被指派与修女们一起过去。

1854 年 2 月,修女们返回新加坡。她们是玛蒂达·拉克洛特 (Mathilde Raclot) 院长、圣阿波利奈尔 (St Appollinaire) 院长、圣额我略·康诺利(St Gregory Connolly)修女和圣加埃塔 (St Gaetan) 院长。他们终于设立了耶稣圣婴修道院(CHIJ),并开办了一所学校、一所孤儿院和一所寄宿学校。第一间圣婴女校因位于市中心而被称为“Town Convent”(市区圣婴女校)。在抵达新加坡后短短 10 天内,修女们就收留了 16 名被遗弃在修道院门外的孤儿。

修道院的这扇门被称为希望之门。修女会照顾遗留在这门口的弃婴的消息传开后,那里出现了更多的弃婴。许多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孩子也在这圣婴女校就读。现在矗立在 CHIJMES 赞美广场入口一侧的门是原希望之门的复制品。

随着多年来圣婴修女们的工作取得进展,学校不断发展壮大,白勒尔神父收购几块邻近的土地,从勿拉士巴沙路一直延伸到史丹福路。 1881 年,政府宣布该圣婴女校为政府资助学校。到 1902 年,圣婴孤儿院已有 200 名儿童,学校有 700 名学生报名就读。

圣婴修道院还增添了一间新的哥德式小教堂,于 1903 年竣工并于 1904 年被祝圣。它是由曾在善牧主教座堂服务的嘉祿·本笃·纳因神父所设计。他在大约同一时期里也设计了圣若瑟书院的弧形翼式建筑物。他的另一个建筑作品是圣母圣诞堂,他也在主教座堂安装了风琴管。修道院的小教堂建筑遵循哥德式的风格,高大的尖塔形状指向天上的天主。安装在教堂半圆室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描绘了耶稣生平的事迹:圣母领报、圣母访亲、耶稣圣诞、献耶稣于圣殿和耶稣十二岁讲道。中殿两侧窗户上方的彩色玻璃描绘了十二宗徒。它们是由欧洲工匠 朱尔斯·多贝莱尔(Jules Dobbelaere )所设计。这间小教堂是学校的“生活中心”,是学生们祈祷、唱圣歌和参与弥撒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因神父应征入伍并加入医疗队。后来他在法国维希的战场上过劳而死。小教堂内有一块纪念他的牌匾,他的名字也刻在滨海公园纪念碑的青铜版上。

1931 年,修道院买下位于史丹福路的范维克酒店 (Hotel van Wijk) 的旧址。这成为学校的中文部,起初称为维多利亚女子学校,后来改名为圣尼各拉女校。这所华校是为了配合不断增加的讲华语的移民而设。

由纳因神父设计的小教堂篱笆门绘图(左方是他的签名。)

公教中学(旧址,奎因街 222 号和 8Q SAM)

奎因街 222 号是公教中学的旧址,8Q SAM 大楼曾经是学校的教学楼。学校由法国传教士爱德华·贝切拉神父(Fr Edward Becheras)于1935年创立,旨在为华人社群的孩子提供教育。

虽然贝切拉神父因创办公教中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并非独自一人创办学校。学校的另一位创始人是潮州天主教商人李庆元2(Paul Lee)。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大约在 1927 年至 1928 年,李先生与家人为了逃避当时的迫害和政治动荡,从汕头逃来新加坡。 根据记录,李先生受到当时已设立的英语教会学校圣若瑟书院的启发,热衷于设立一所华语的教会学校。他孜孜不倦地努力把学校办起来,甚至面试申请校长职位的人。

贝切拉神父作为学校的监管,因建立了公教中学的特色而受到赞誉。用他的话说,“公教中学的路,是一条由中英文双軌组成的道,没有任何缠绕,直奔终点。走这条路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将获得健全的教育”。 1949年,他邀请圣母昆仲会的修士来公教中学任教。四位圣母昆仲会的修士过来了,一年后,圣母昆仲会正式负责学校的管理。 1974年,学校的行政管理归还教区。

贝拉切神父

在 1950 年代,共产主义的威胁笼罩着东南亚。许多本地的华校与同情共产主义的学生起了斗争。公教中学也不例外,一些学生被“祖国”传播的左翼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影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贝切拉神父所持的是坚定不移的立场。在 1954年的某一天,他开除了70名参与颠覆活动的学生。第二天,他亲自守卫学校,驻守在校门口。他长着白胡子,戴着殖民地头盔,拿着椅子和藤鞭,像个叫人畏惧的哨兵!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当善牧主教座堂于 1847 年开始服务天主教会团体时,弥撒是以英语、葡萄牙语和马来语进行。这给人数迅速增加的讲华语的天主教会群体带来问题。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皮尔神父 (Fr Pierre Paris MEP)决定设立一个华语堂区,以满足这个不断发展的教会群体的牧灵需求。这时有一位杰出的华人天主教徒陈奴仔(Pedro Tan Neo Kah)为教堂的建设做出了大量捐赠,他还鼓励其他潮州同胞如曾德意 (Joseph Chan Teck Hee)和卢克昌之子Low Gek Seng等人也这样做。就这样,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于 1870 年完工建成。

教堂的建筑和外墙融合中西设计。虽然该建筑模仿哥德式的结构和设计,但它还是显露出来自华人社群的微妙影响。例如,教堂正面细细的雕刻了一排排的蛋,是华人生活和欢乐的象征。

教堂圆窗墙上的荷花图案也是中国建筑的特色。教堂内部地板上的瓷砖图案像是无限重复的图案。这是一种神圣的几何样式,代表着天主的无限。教堂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雕像。圣伯多禄站在基督的右侧,手持钥匙象征他管理教会的权威。圣保禄握着剑,呼应在新约书信中所写的:“天主的话必像一把双刃剑,直穿入你的灵魂。”

圣伯多禄圣保祿堂正面刻有“天主堂”三个大字。天主一词加上堂,意味着这里是天主大家庭的聚会场所。这些词是中国早期传教士用来标志神的用语,为向中国人传扬天主的道。它仅由天主教徒使用。因此,任何看到这些词的华人都知道这是一座天主教堂,而不是任何其他宗教的教堂。

自圣伯多禄圣保祿堂成立以来,一直是由该堂区神父担任新加坡华人天主教会的主管,照顾各方言团体的需要。该堂区许多较富裕的潮州人也慷慨地为其他方言群体建设新教堂做出了贡献,这包括服务客家人和广东人的圣心堂,以及服务福建人的圣德肋撒堂。圣伯多禄圣保禄教堂曾一度服务讲淡米尔语的社群,他们后来在 1888 年搬去露德圣母堂。

守礼社

位于圣伯多禄圣保祿堂旁边的守礼社,以来自圣母圣心会的宁夏教区前主教王守礼(Bishop Carlo van Melckebeke)的名字命名,他于1953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海外华侨教务的宗座视察员。从中国被驱逐后,他在新加坡设立了办事处,在这里他建立了天主教南洋教务促进社(Singapore Catholic Central Bureau,现称为守礼社),以便在东南亚分发天主教刊物。王主教也是几家天主教华文刊物的发起人,其中最出名的是总教区华文报海星报。

圣若瑟堂(维多利亚街)

圣若瑟堂由葡萄牙传教士建造,而且一直由葡萄牙天主教会管辖,直到1981年为止。 葡萄牙神父方济各·达席尔瓦·平托·玛雅神父(Fr Francisco da Silva Pinto e Maia)于1825年从英国殖民地政府那里获得一块土地。他以中国葡萄牙东方传教会的资金购买了这片土地,传教会的司账处以圣若瑟命名,这也是教堂以圣若瑟命名的部分原因。

不幸的是,玛雅神父于 1850 年去世,建造教堂的​​任务落到了另一位葡萄牙神父文生·德·圣加大肋纳 (Vincente de Santa Catarina) 的肩上。建造教堂的费用由玛雅神父的资金和产业,以及葡萄牙国王和公众捐款来支付。

圣若瑟教堂于 1851 年 12 月 14 日奠基,整座建筑物于 1853 年完工、被祝圣并开放。1858 年,加大肋纳神父在教堂的两侧扩建了两座建筑物。

1886年6月,圣若瑟堂归入澳门主教的管辖,葡萄牙驻新加坡的传教团设于该堂。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 1981 年,澳门主教与新加坡总主教达成协议,将教堂置于新加坡总主教的管辖之下, 直至今天。

教堂周围的景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国家的现代化,而被拆除和重建,但一些古老的葡萄牙传统和庆祝活动却依然存在。其中一个例子是教堂在每个月的13日举行法蒂玛圣母敬礼游行。这个游行是为纪念圣母在葡萄牙法蒂玛的显现。在游行时,法蒂玛圣母态像被抬着环绕教堂四周。每年两次,分别在 5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信徒会参加烛光游行。另一个传统是在耶稣受难日,信友们把一尊有如真人大小的耶稣基督雕像移下并放在棺架上举行游行。一些教友回忆说每次耶稣受难日游行结束后,都会看到蜡覆盖教堂地上,就像下过雪一样。孩子们会在有蜡的地上玩滑蜡和单腿跳,整个教堂充满了笑声。

前圣安多尼小学和圣安多尼女

1879 年 8 月 1 日,葡萄牙传教会在密驼路开设了圣安娜学校。那是一间小房子,只招收了6名学生。这所学校是由圣若瑟教堂的教会主管助理若瑟·佩德罗·圣安娜·库尼亚神父(Fr Jose Pedro Santa Ana e Cunha)创立。后来在 1881 年,尼各老·依纳爵·西奥菲罗·平托神父(Fr Nicolau Ignacio Theophilo Pinto)接管了学校,并于 1885 年在密驼路和奎因街的交界处落成了一座新校舍。这在1886 年成为圣安东尼男女混合学校。 到了1893 年 11 月,学校分为圣安多尼男校和圣安多尼女校。男校被转移到堂区屋子后面的两间旧店屋。圣安多尼女校由嘉诺撒修女会(Canossian Order)管理。多年后,圣安多尼女校增添了新的教学楼和小教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安多尼女校被征用作避难所。任何人在空袭期间都可以到那里避难。在那人心惶恐的时刻,那些寻求庇护的人会蜷缩在那里一起诵念玫瑰经和 “在你的保护下”(Sub Tuum),此时炸弹和子弹的声音有如雨点落在外面地上。女校的屋顶有一小块地方,作为战争遗孤的宿舍。

战后,葡萄牙传教会的神父将学校移交给德拉萨修士会,到了 1961 年,所有中学生都被转至圣若瑟学院。圣安东尼学校成为一所小学。它一直设于圣若瑟教堂的范围内,直到 1992 年 5 月,它才搬到武吉巴督34街的新校舍,并更名为圣安东尼小学。

“圣安东尼女校于1894年创立

圣安多尼女校由嘉诺撒修女会管理

天主教中心

天主教中心曾经座落在奎因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处,现在是职总英康中心的所在地。它之前是善牧主教座堂马路对面的两层楼房。善牧主教座堂的主任神父里弗特神父(Fr Rivet)在这栋楼房里创立了天主教社(Catholic Club)。弥撒后,教友们会过马路,聚集在天主教社里进行团契和娱乐活动。但政府后来征用了那片土地,在那里经营的组织都搬到天主教青年协会大楼(Catholic Young Men’s Association Building)。教会于是决定拆除位于滑铁卢街 55 号的单层平房来重建一座八层的大楼。当时管理公教中学的圣母昆仲会的修士住在那里。这座新大楼被命名为天主教福利中心(Catholic Welfare Centre),于1982年竣工,之后更名为天主教中心(Catholic Centre)。

另外,天主教中心所在的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以前称为教堂街(Church Street)。为避免新加坡有两条“Church Street”造成混淆而易名。(译注:现今Church Street的中文译名为漆街。)

天主教社(Catholic Club) 的旧址在主教座堂对面

天主教社(Catholic Club)是天主教中心的前身

天主教中心(Catholic Centre) 座落于滑铁卢街

现今的天主教中心

总教区档案处参考资料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teochew-immigrants-role-in-founding-catholic-high
http://catholicnews.s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41:catholic-centre-officially-opened-and-blessed&catid=362&Itemid=473&lang=en
http://catholicnews.s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26:the-catholic-centre-spore-in-the-early-days&catid=361:april-1952&Itemid=79&lang=en

教委翻译参考资料
1 https://m.koudaiwiki.com/wiki/%E5%B7%B1%E4%BA%A5%E8%BF%AB%E5%AE%B3
(https://m.koudaiwiki.com/wiki/己亥迫害)
2 https://genealogysocietysingapore.com/book-launch-my-maternal-roots/
2 Commemorative video published on 6 June 2021 in https://www.facebook.com/ChurchOfSaintAnthony.Chinese/
   (https://www.facebook.com/1103378236390264/videos/953848195427839)
其他资料:《海星报》、《感恩之杯》。

编按:本网站并非从事专业历史研究,仅秉持讯息共享的目的,为华文教友翻译特选的总教区文章。若译文与原文意思有所出入,一切以原文为准(https://history.catholic.sg/our-catholic-neighbourhood-history-of-the-mission-grounds-civic-distr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