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 :新加坡早期的天主教社群
文章和图片出处：总主教公署档案处（Chancery Archives）https://history.catholic.sg/
译者：谢文端姐妹
最初期的新加坡天主教会其实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群，尽管英国殖民地政府当时趋向以不同种族来分而治之。
这个发现是取自教会历史学家兼专业研究员马克雷士南博士 （Dr Marc Rerceretnan）的公开讲座，“新加坡早期天主教社群的演变”（Evolution of Roman Catholic Communities in Early Singapore）中的一部分内容。这讲座是由总主教公署记录及档案处（Chancery Records & Archives）于2019年6月26日在天主教中心主办。
雷士南博士 （Dr Rerceretnan）是圣弥额尔学校及圣若瑟书院的校友。虽定居于悉尼，他还是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曾发表大量有关新加坡天主教会的历史，以及相关的课题：宗教在殖民地社会里的角色与十九世纪新加坡的异族通婚。他曾被国家图书馆局授予2019研究员的奖励。他的研究课题是“始自1830年早期新加坡天主教社群的形成。”
雷士南博士追溯并探讨天主教传到新加坡的历史，以及导致传教事业成长的各种因素。他也讨论当时社会经济的环境，以及司铎们在当时盛行的异族通婚上所扮演的促进角色。这样的婚姻结合特别盛行在刚从中国抵新的潮州男性与从马六甲来的土生欧亚裔克里斯坦女性之间。（译注：属欧亚裔的克里斯坦人(Kristang)从马来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或澳门南来，具有葡萄牙、荷兰或英国人血统的族群。其传统习俗是祖籍地与在地文化的结合体，而且具有天主教的宗教色彩。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异族通婚在天主教会的主持下进行，逐渐形成一个新加坡特殊的土生欧亚裔血统。此外，天主教徒中族群之间往来的其他证明，可以从教堂婚姻登记簿上的各式各样的证婚人名字上反映出来。无论如何，在1880年后，人口成长方面，男女之间的比例渐趋平衡。另一方面，教会为迎合不同族群的需求，建造多间新教堂。由于以上两项因素，异族通婚逐渐減少，并且越来越多的成年男女能在他们本身的群体内找到伴侣。
雷士南博士也谈及早期巴黎外方传教会司铎们的传教热忱和远见，怎样塑造了今日的天主教会。除了欢迎所有社群的新教友外，他们建设天主教学校，以及透过教育的方式，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此外，他们对于年青有为的华人开创企业，慷慨提供贷款资助，也结出果实。由于企业的成功经营，这些商人慷慨大方地报答天主教会。他们进行慈善工作，捐献善款给许多新教堂如圣伯多祿圣保祿堂、圣心堂与圣德肋撒堂，以及学校等建筑。
雷士南博士研究的主要部分以教会档案处的记录作为根据。总教区公署的记录与档案处经常与一些历史学家和研究员共同探索教会历史的不同主题。档案处经常寻找手工艺品、照片及故事（书写或口述），以捕捉、保存及发扬我们天主教历史和文化遗产。请与我们联系：
研究员兼历史学家马克雷士南博士向听众畅谈天主教社群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演变.
天主教会在新加坡的起源 – 我们卑微的出身
• 在1832年，法国传教士布授神父（Fr Jean Baptiste Boucho）（后为主教）与业葛若神父（Fr Padre Anselmo Yegros）从英国殖民地政府获得一块位于勿拉士巴沙路，供崇拜用途、免收租金的土地。
• 次年1833年5月5日，第一间新加坡天主教小教堂受祝圣。它坐落于前圣若瑟书院（1852-1988），现为新加坡美术馆前面的草坪上。此小圣堂相当樸实，由木材和亚荅叶构成，面积约18.3米乘9米。由于天主教友数目不断增长，小圣堂在一个短暂时期就不敷应用。当教友迁移至附近新建的善牧堂后，小圣堂被用作圣若望男校的场地，后来此校重新起名为圣若瑟书院。
第一间天主教小圣堂的位置，后来在同一条马路建善牧堂并为此进行筹款。
布授主教
为什么祝圣为善牧堂？
安放在善牧主教座堂内冉拔罗主教的圣髑
为容纳不断增长的天主教教友，教会必须在小圣堂以外加以扩建。1841年，教会开始为建筑新教堂筹款。善牧堂于1847年受祝圣并开放。善牧堂后来受提升为善牧主教座堂。将教堂奉献于善牧的决定，是受冉拔罗主教 （Bishop Imbert)在朝鲜去世前所写短笺的启发。短笺写道：“在穷尽的情况下，善牧为祂羊群捨掉性命。”当马六甲教区重启时，善牧堂于1888年受提升至主教堂的地位。
在丛林中的传教工作
由于从中国来的潮州教友移民越来越多，教会为配合他们的需求，委托蒙迪神父(Fr Anatole Mauduit)于1846年在格兰芝乡村地区建新教堂，后将这小圣堂奉献于圣若瑟。后来，这教堂迁移到武吉知马路上段，主要为了能更便于接触那里的种植工人们，以及提供他们更好的服务。当时很多潮州人在这里的甘蜜及胡椒园工作。
配合农夫和种植工人教友的需要，圣若瑟堂是第一间建在乡村地区的教堂。第一间教堂是木制的建筑物。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10年。
在圣若瑟堂内的蒙迪神父墓碑
新加坡与物种的起源?
•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与达尔文是进化论的共同建立者。他在新加坡作了许多有关“物竞天择”学说的研究。他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们一起居住在圣若瑟堂。他以圣若瑟堂作为他初期“自然进化”研究的根据地。武吉知马地区就是华莱士对区域研究的起点，他的自然进化研究最终构成“物竞天择”的进化论。
• 在华萊士的著作《马来亚群島》（The Malayan Archipelago），他写道：“我曾与传教士们在武吉知马住了数个星期，在岛屿的中部一带，那里有一间漂亮的教堂，约有300位教友....我这位在武吉知马的朋友对他的羊群而言可说是真正的父亲。他每个主日以华语向他们讲道，同时在平日傍晚与他们谈论宗教信仰。他有一间学校教导儿童。他的住宅不论白天与黑夜都开放给他们。如果有一人前来对他说：“今天没有米饭给家人吃了。”他会毫不犹豫地腾出身边一半的糧食，既使他本身的存糧所剩无几，给予那位求助者。如果另一人说：“我没钱还我的债务。”他会把口袋里一半的钱，即使只剩下一些现款，交给求助者。另一方面，当他有需求时，他会告诉他羊群中的富人：“我家里没有米饭了，”或“我已把我的钱捐赠出去了，现在需要某些物品。”他的羊群对他产生的是信任与爱护，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他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他在他们中间生活，对他们没有任何隐瞒。
天主教群体扩大及建造更多教堂
• 梅轼泰神父(Fr Ambrose Maistre)受指派照顾教会的华人团体，他在1852年于实龙岗地区买地建神父楼及教堂。这教堂是奉献于荣福童贞玛利亚圣诞。
• 梅轼泰神父的继任者为皮尔神父（Fr Pierre Paris)。他很有语言天分，他在槟榔屿学会马来语及在马六甲学会克里斯坦语。他能讲至少两种华人方言及淡米尔语。因此他不只照顾在实龙岗的华人团体，还有在市区的华文与淡米尔团体。于1869，他所负责的圣伯多祿圣保祿堂建竣，由这两个族群共同使用，直至1888年孟纽利神父(Fr Meneuvrier)建淡米尔人本身的教堂——露德圣母堂。
• 露德圣母堂建竣后，孟纽利神父在1888年5月16日写信给在巴黎外方传教会导师皮恩神父（Fr Pean)。。。
亲爱的皮恩神父：
我的教堂终于建竣及受祝圣！圣体居住在那里，童贞圣母在她的小山洞，圣女伯尔纳德在她岩石上，以及我心中的重担放下了。我下次会告诉你更多的详情。。。
圣母圣诞堂。这圣堂于1901年由沙勒里神父(Fr Saleilles)所建，取代梅轼泰神父最初所建的。
露德圣母堂的正面草图
露德圣母堂神父楼建于1888年
孟纽利神父
孟纽利神父写于1888年的信
孟纽利神父在露德圣母堂的纪念碑
早期教会会众的人口状况
• 早期天主教会是由各种族移民所组成的混合群体。早期教友是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克里斯坦家庭，奉法夸尔上校 （Colonel Farquhar）的指示，南来新加坡以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第二及第三代的欧亚裔来自槟榔屿与明古连；第一批来新的潮州人成为新教友，过后又有一批为逃离宗教迫害，从中国来至新加坡的教友；最后是欧洲人，他们大都是殖民地政府官员或商人。
异族通婚：时势及方便？
• 异族通婚会在早期殖民时期盛行，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时势环境。当时新加坡处于城市“开辟”的状态，加上外来移民，性别比例存在极大的偏差。在1860年的最糟情况，男女的比例是15:1。因为移民缺乏自己的家族联络网，有许多较有前途的移民，会依赖天主教司铎们，帮助他们寻找终身伴侣。他们的对象很多是土生克里斯坦妇女们。“婚姻缔结” 为他们两个社群都有相互利益。这些在商场上的潮州男性们，对追求更好的社会及经济前景的土生克里斯坦家庭很有吸引力。这类的异族通婚造就新加坡特殊的土生血统。
• 天主教会的多元种族特色也可透过教堂婚姻登记簿中不同种族、形形色色的证婚人姓名显示出来。教会也为本地人口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方法，就是通过建设教会学校，给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善牧主教座堂的婚姻登记簿：
在1841年10月18日，You-Tchou （新郎）与Dominica Sybra（新娘）的证婚人是Bartholomous Jacob, Joannes De Rosairo 与Thomas Cou。
信仰和宗族关系的对立
• 潮州男子与克里斯坦家庭联姻后，大多採纳葡萄牙人式的名字例如伯多祿（Pedro）、若雅敬（Joachim）、道明（Domingo）及若欧（Joao）。很多潮州天主教徒违抗华人帮会/公司（Kongsis），选择放弃他们家族的名字。许多潮州天主教徒认同他们的天主教信仰更胜于他们的宗族关系。
• 巴黎外方传教会司铎们在格兰芝及武吉知马的华人劳工教友之间所取得的皈依，最后挑起一些华人秘密会党的愤怒与妒忌。失去会员也意味着秘密会党收入的减少，因为天主教徒拒绝付会费与保护费。
• 甘蜜及胡椒园的控制权是这两组人的另一争执源头。华人基督徒园主不但不在秘密会党的控制范围内，并且被视为与秘密会党争夺利益。基督徒被认为从事非法偷运鸦片到他们的种植园，而破坏了秘密会党对鸦片的垄断。
• 当蒙迪神父与伊撒利神父（Fr Issaly）不在时，一些秘密会党对华人天主教徒发动一系列的暴力攻击，最后于1851年2月15日发生暴乱。后来，这攻击事件被称为1851年反天主教暴乱，一共持续了5天，扩展至全新加坡尤其是在后港一带。潮州天主教徒与华人帮会/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分歧在1870年后才开始缓解。
教会作为保护者
• 许多人皈依天主教信仰，其中一个原因是教会担任着保护者的角色。堂区神父常在维护人性尊严上，作英国官员及他们羊群之间的调解人。
• 在丛林中照顾园地的天主教工人们经常处于险境，尤其可能会遭受老虎的袭击。举一实例：堂区教友曾找到一具被老虎咬死的华族苦力尸体，英国警察局长却命令堂区教友把尸体放回他们发现尸体的原处。这局长打算用尸体作为诱饵引诱那老虎回返，并射杀牠。柏礼神父 （Fr Augustine Perie）拒绝服从命令，反而叫教友们把尸体领回教堂，并将苦力埋葬。柏礼神父透过他的行动，向他堂区教友们显示他对他们尊严与自我价值的重视。
• 教会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扮演保护者的角色。教堂作为堂区教友的庇护所，掩护他们免受日本士兵们的劫掠。
“老虎事件”的绘图
柏礼神父
异族通婚 日渐式微
• 当葡萄牙传教会于1853年完成在维多利亚街圣若瑟堂的建筑之后，有一大部分的善牧主教座堂教友尤其是土生克里斯坦人离开主教座堂，加入新教堂。结果，潮州人与土生克里斯坦人的联婚在1853后大体上停止。与此同时，人口也迅速增长。从1850年代中期起，异族通婚渐变得较为少见，因为适婚年龄男女可在他们本身的社群内找到配偶。
为教会成长奠定基础: 商业色彩的教会？
• 今日天主教会的传承在多方面应归功于早期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们。他们都具有远见卓识，他们的策划以改善人民的整体生活为主。除福传外，这些早期传教士们也建设学校，并开放给每个人，不仅是天主教徒。这为本地人提供一种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 为满足教友激增而带来的需求，教会需不时建新教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持续可靠的流动现金。这就造成教会大量依靠本地捐助人来支付财务上的需要，例如皮尔神父与富有商人兼港主Pedro Tan Nong Keah有很好的交情，并依赖他的慷慨赞助。
• 为筹集急用资金，司铎们偶尔会从事商业贸易，有些他们本身经营，有些是与富有的堂区教友合作。1878年7月，白勒尔神父（Fr Beurel）提到与一位华人基督徒（不具名）共同拥有一个豆蔻园以支付教堂的费用。
• 巴黎外方传教会司铎们很乐意提供贷款给有前途的华人，例如Jacob Low Kiok Chiang， 创办他们的企业。司铎们的慷慨大方终于结出果实。当这些商人们事业有成时，他们甚至他们后代都会报答天主教会。他们以慈善的行动赞助新教堂的建筑，例如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圣德肋撒堂、圣心堂，以及学校等。
圣心堂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圣德肋撒堂
编按：本网站并非从事专业历史研究，仅秉持讯息共享的目的，为华文教友翻译特选的总教区文章。若译文与原文意思有所出入，一切以原文为准（https://history.catholic.sg/a-look-back-in-history-roman-catholic-communities-in-early-singapore/）。